孔子说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
到了鲁地，参观了孔子的庙堂、车辆、服饰、礼器，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。《中华孔学》2019年第3期，学术文化出版社（香港）。
（《子罕》）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因此，耳顺就进入圣人境界了。齐君敬畏，遂定盟约，并将侵占的郓、龟阴等地归还鲁国以谢过（见《谷梁传·定公十年》）。从耳顺到从心所欲是一个飞跃，使孔子摆脱了感官的局限，顺心而为，合于大道，也就是一举一动，一个念头不离于道，而进入了致广大、尽精微、通神明的圣人境界。因为原话比较长，这里就不引用了。
孟子把孔子看成是集圣人大成的圣人：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所以，按照传统，凡人要更多地尊重圣人，见贤思齐，希贤希圣，按照圣人的教导行事，向圣人境界不断攀升。这种说法看起来高大上，但运行起来就麻烦。
而百姓之利就几乎无所不包了。其中，权力的傲慢、体制的弊端更是一览无遗。墨子说，生，知与形相处。中国人如果扔掉儒家的脑子，换上墨家的脑子，要处理这些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很。
人就是自由意志（善意志）和非自由意志（恶意志）的对立统一。所以我们不但应该去追查天灾的根源，还要去追究人祸的肇因。
他们有的只不过是在官僚机构的经验。道德必然是历史的，经验的。墨家道德逻辑时是志功相从，道德既要出于道德法则的道德意志，又要达到利民的功效。吴布言：医者未必就是墨者。
先秦墨家一直是一个有高度危机意识的思想学派。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国家。在危难面前行动可能不够灵活主动，需要最高统帅亲自出面才能有所反应，此次湖北武汉政府的疫情反应迟钝正是体现。因此那种一旦当上领导，就自动医疗、卫生、教育、养老、行政、学术什么都无师自通的情况，一定要杜绝。
顾如：红会表现不佳是必然的。当然这个事情比较复杂，我们暂不赘述。
此次疫乱是否能成为社会变革的转折点，我不敢肯定，关键还是要看上层的意识与态度。墨家认为一个贤者需要从基层一点点积累经验和能力。
说明改变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重要，只要环境或环境影响变好了，人就趋善，反之，则人就趋恶。人民群众为什么宁可捐款给韩红基金会、爱德基金会或者基督教、佛教等宗教团体？因为red会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彻底丧失了作为慈善团体的应有德性。墨家大抵接受了这种思想。当今倡议的互爱互助的公民社会，曾是墨家的追求目标之一。这是自先秦以来的墨家精神，这种精神一直在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墨者中传承。以迁行而常之，是荡口也。
大家要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来。我要说的是这些医生能冒死请命，奔赴前线，主要还是受了一定传统医学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感召，当然也有政治命令对职业属性的要求，不过这无可厚非，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要感谢他们，毕竟这是拼命的事情，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消灾减疫，为我们构建起一道道防护墙。
但在墨家看来那不是牺牲，而是得利。若不能亟行改革，以后红会这个组织，我看没有存在的必要，还不如让商业基金会或者民间慈善团体来代劳。
为了改善百姓生活需要，墨家就研究了力学等科学和生产流水线等工业技术。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。
顾如：我信息来源比较窄，没看到相关报道。不极五昧之调、芬香之和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。职业伦理一方面是对他人的要求，同时也是职业本身的自我标榜和自我规范。高喊那些不可能做到的口号，在墨家看来叫做荡口——不足以迁行者，勿常。
但我们也看到，有些基层和机构官员玩忽职守，人浮于事，致使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和医疗物资分配无序混乱。什么都要推给政府、等政府来解决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一方面善待湖北跑出来的人，一方面医学隔离，封锁与湖北的交通。我国的主流宗教如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，都发动信徒踊跃捐款。
至于归于何家？我也觉得应该归于墨家。我认为在类似地震、瘟疫、海啸、饥荒等天灾发生时，政府可以更加信任这些宗教团体，放手让他们去组织、去做事，政府和宗教、官方和民间，多方位的协调起来，充分整合宗教的资源。
一方面讲仁者亲亲为大——这是孔子讲的，一方面又讲博施济众——还是孔子讲的。蕉风上次发过一个图片，好像是一些和尚在做法会祈福。社会分工不同，医家到底归属何家？大概是无所谓的争论了。到什么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有他生存的资格和权利，强制是为了利之中取大，害之中取小，但是需要和当事人有个正面的对等的交流，而不是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意志。
这里我觉得还是墨子所说的天下祸害，起自不相爱。而道家，与墨家原本同属古之道术学统。
很明显，这次商业基金会、民间慈善团体、民间物流公司的专业性、透明度、责任感，都比某些地方红会来得好。所信者不忠，所忠者不信，六患也。
当今的国人主要是儒家头脑。墨子论述兼爱时候说，爱人之亲若爱其亲，其类在官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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